叶振华（来自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4团砖瓦厂  去他的知青点看看吧！ ）

1969年5月10日，我与同学们在山海关路的学校门口坐上大客车，准备去彭浦火车站。按规定，学校租用的大客车只准下乡的同学及负责老师乘坐，其他所有送站的亲属必须自行乘坐公交车前往。可是有位同年级邻班某同学的哥哥却非要上我们这辆车，老师们一齐劝阻，可这哥哥无论如何不听劝，最后哭着闹着还是强行上了车，上车后兄弟俩还抱头痛哭。当时有个口号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就想，都已是成年人了，男子汉大丈夫的，何必这么悲恸呢！谁能想到，他们这“一哭成谶”，还真是永久的生离死别啊！

远离市区的彭浦车站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是有组织的欢送队伍。但是在另一边月台，却聚集着转了几趟公交车赶来的悲悲切切、依依不舍的“知青”家属。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车上车下不约而同地呼喊出最后一声叮咛，转瞬之间，便爆发为凄厉的哭喊。车轮滚动的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撕心裂肺的哭声几乎要盖过火车的声音。整个车站惊天地、动鬼神的别离场景，远远超过西宝兴路火葬场的凄惨。

我沉浸在伤感的情绪之中，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终于到达位于黑龙江克山的生产建设兵团。来自上海好几个学校的近两千名学生被分散打乱后重新分配到各个连队，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大家在共同生活中逐渐互相熟悉，生活相对安定下来的时候，却传来某同学不幸去世的消息。

原来某同学一到兵团农场就要求入党，由于表现积极，很快被提拔为排长，每天带领一排人下地干活。可是那时大多数人对下乡有抵触情绪，老职工们对“大锅饭”也很消极。当时有个顺口溜：“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干活不卖力是普遍现象。有天连队分配该排下池塘捞沤好的麻，时值9月，东北的天气已有凉意，谁都不肯下池塘。有个老职工提出，过去干这种活，都要喝些白酒御寒的。某同学无奈，便买来几斤酒分给众人，自己背了满满一军用壶的酒带头下去了。后来我们翻看他的日记，才知他下乡后情绪一直不好：要求入党几个月还没批准，群众又都不买他的账，因此常常独自一人借酒消愁。当天他心情不好，水里又寒冷，于是就不停地喝酒，不知不觉就将一壶酒全喝了，那可是2斤高度酒啊！

某同学醉倒了，大伙儿将他抬到柴禾垛上，扒了湿衣裳，让他晒太阳。太阳都下山了，他还没醒，于是就把他弄回宿舍，一边去报告连长。连长怕犯“经济主义”（“文革”中最忌讳提“钱”，以酒来鼓励大家下水，与发奖金同等性质，有可能被人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错误，不同意送医院，只是叫卫生员多拿点醋灌他。延至晚上十点，眼看他口吐白沫，眼珠上翻，同学们再也顾不得什么政治影响了，连里不给派汽车，大伙儿就自个儿套了辆马车，直奔团部医院。

然而一切都晚了--还没到医院，某同学就停止了呼吸。

他是我下乡后听说的第一个死难者，其时我们离开上海才刚刚四个月。

他哥哥在天津工作，接到噩耗后给上海的父亲（母亲已经过世）打电报谎称弟弟得了急病，父子俩星夜赶往北大荒。老父亲受了沉重打击，哭得死去活来；哥哥却意外地表现得很镇静。他怀疑团部领导布置的统一口径，偷偷向同学们了解弟弟猝死的详细真实过程，而后根据弟弟因公牺牲的理由提出三项要求：

一、追认为烈士；二、追认为中共党员；三、穿一套正式的军装下葬。几经研究之后，团部终于答应了后两项要求，死者可以入土为安了。他生前得不到同学们的理解，经常受到冷嘲热讽；死后大家通过他的日记明白了他为了早日脱离“苦海”而拼命苦干的苦衷，不由得为他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而一掬同情的眼泪。

在那个虚伪的年代，多少青年大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高调，为的是早日被推荐上大学、上调工矿企业，到头来他们都先后实现了早早离开农村的愿望。唯有这位同学，被命运播弄，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的土地中。